“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不仅是科学研究，在社会方方面面，国人更多仍是跟随

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创新，是发现新需求，提出新问题，然后去满足它，解决它。——韩健（美国HudsonAlpha研究院研究员，分子鉴别诊断平台技术开发创业者） 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中祥（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两弹一星工程亲历者） 浮躁、夸张、自吹的创新，肯定不是真实的创新，而是对创新的污染。只有真实的创新才是我们最期望的。——邹谋炎（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 7月31日，韩健在科学网发表博客文章认为：《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因文中观点悖于传统认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两弹一星研究亲历者吴中祥提出反对，以一篇《怎能说：‘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回应。 之后短短数日，十几篇持各自观点的文章相继出炉。数百位科学网博友跟帖发表见解，或支持、或反对，纷纷加入争鸣。 何谓创新的话题就此被推上了前台。 针锋相对 查阅韩健近年发表的所有文章，几乎都与讨论、倡导创新有关。有着几十年的科研、创业经历，他认为自己对创新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实践。 一提起创新，国内一些人就举‘两弹一星’的案例，可是我不觉得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韩健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韩健认为，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并且这个榜样是可实现的，因此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对于仿制者，要解决的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在两弹一星成功之前，很多相关研究者均在欧美有过相关工作背景。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均出自法国小居里夫人实验室，并在那里获得很多核物理领域的重大发现；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均从美国归来，在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等领域有很深造诣；王淦昌的导师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 在韩文仅仅发出一天后，反对的声音接踵而至——首先来自亲自参加过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老科学家吴中祥。 已经80岁高龄的吴老在博文中称，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老认为，当时美苏对新中国实施核讹诈，赫鲁晓夫叫嚣中国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新中国原子弹所有关键技术，基本上都是自主解决的，氢弹更甚。这绝对应该是自主创新，是创新毫无疑问。 其实，毫无疑问的还包括两弹一星对于中华民族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两弹一星是在极度困难的信息封锁下，靠中国人自主技术攻关而成…… 事实上，韩健对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并无质疑，不过他依旧在博文中呼吁： 不把‘两弹一星’当做伟大的创新成果来宣传，也是倡导创新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整天喊鼓励创新，可实际上却在鼓励仿制。……要让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习惯。 而吴中祥则另有侧重。他告诫读者，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诽谤我们的自主创新为模仿、抄袭，来实现压制我们的目的。 因此，要认真执行自主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独立自主、原始、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望文生义 争论第二阶段，多位科教界人士开始在创新二字上做起文章。 一些学者持以下观点：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面。 韩健眼中的创新，就是明显的原始性创新。从他的创新创业经验来看，识别创新的标准，看其是否率先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不是独立自主地，解答了一个他人提出的问题。 而吴中祥认为，在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必定有核心的自主创新过程和成果；虽有榜样，绝不是完全模仿，是创新。或可将其归入再创新一列。 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宁博士将科学家眼里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他由是推导，即使是科学家讨论的两弹一星创新问题，也因定义不同，失去了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创新’这个词，由于被过度政治化，被过度口号化，被过度大众化，已经完完全全庸俗化了。李宁在博文中总结道。 提出创新一词被滥用的，还有中科院电子所退休研究员邹谋炎。 国语中本来不乏更贴切和实在的词，例如修改、改进、改良、新尝试、新举措、提高、增强、更新、进展、进步、革新等等，现在统统提升为‘创新’。邹谋炎说。 既然有如此形形色色的创新，那何种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如何简化和纯洁所谓的创新？什么才是目前中国最值得提倡的创新？ 现实大于历史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老在三○一医院对我国的创新人才、创新思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现实情况是，不仅是科学研究，在社会方方面面，国人更多仍是跟随。 一位联想公司内部人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美国苹果公司开发出iPhone，我们马上有乐Phone跟进；iPad风靡，我们有乐Pad应对。 事实上，中国的Phone、Pad，肯定有不同于苹果产品的自主技术，这是否是自主创新呢？在整体理念，也就是发现问题的环节上，这些产品可能跟风模仿的痕迹更重。 大家都是跟着‘热点’走，而很少考虑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去争做世界第一。一位学者如此诠释中国现状。 中国创新之路何处去？生物学家曾杰建议，不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以创新精神和奋斗过程论英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形成一种创新的信仰和文化，是建立创新型模式的关键。 晚年的钱学森在上述系统谈话中，更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两弹一星的功绩，自有历史评判。本质上，学者们的争论，是指向科教界面临的现实挑战，也就是希望为中国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之路。 锁定在这样一个目标上，更多的争论，恰恰意味着对创新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