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珉琦
2月23日，《科学》杂志报道称，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预计在今年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而在今年初，中科院院士施一公请辞清华副校长一职，全职执掌西湖大学（筹）的消息就已经在学术圈引起了热议。
有人说，施一公告别体制，无异于下海，走上的是一条结果未定的创业之路。在强调产学研用一体化布局的今天，民营资本激发学术研究机制的革新，是否会刺激更多体制内的科研人才出走？
科学家兴学是好事
早在2015年，施一公就与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等科学家一起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2016年，这几位科学家正式发起筹建了西湖大学的前身——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民办小型研究型大学，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探路。
施一公选择脱离体制施展拳脚，网络舆论评价不一，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所所长王容川看来，这是开放多元的社会氛围下对个人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追求，是人才的正常流动。
施一公这位从大三父亲去世时起，就立志要改变社会的科学家，2007年回国以来一直想要影响一批青年人，想要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青年才俊。他要把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思想更自由地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王容川认同科学家参与兴学这件大事。
至于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他能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创造价值，能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这都不是障碍。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周忠和说道，一直以来，我们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投入主要靠国家财政支持，通过知名科学家的流动，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体制外机构企业的资金支持，这对完善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甚至是体制机制都是一种促进，应该得到鼓励。
流动的本质是打破一方占有
目前，无论是科研人才还是技术创新人才，大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科研人才来说，脱离体制，进入一个有合适发展空间的平台，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周忠和认为。
原因就在于，体制内外的机构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和定位差异是明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孙东明解释，高校、研究所的研究环境相对自由，要求发散性思维，崇尚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以企业为主的体制外的机构，以市场为导向，要求技术的提升、创新必须接地气，能解决实际问题，注重效益。
尤其在国内，拥有强大实力的研发机构并持续投入扩大运行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企业更需要的是短平快的创新成果。在孙东明看来，这样的企业环境还不能吸纳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前瞻性的科学创新。
现在我们提倡的人才流动的本质是要打破一方占有，消除体制内外的隔膜。王容川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所谓融通创新，需要的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并非科研人员彻底出走。
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所为例，研究人员在做好国家项目的同时，也积极为产业服务，比如通过帮助它们进行智能化改造，从而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劳动生产效率。再者，为战略新兴产业布点，由研究所和企业共同投资创立公司，各取所长，将成果快速转化。
前提是，这样的融通必须建立在理念、目标、定位一致的形势下，才能保证合作效率。王容川补充道。
倒逼科研平台、环境建设
尽管当下科研人才流动倡导的是合作，但尤其在先进材料领域，它是企业瞄准科研人才的重要方向，身为所长的王容川如若没有对人才出走有丝毫的担忧，那并非实话。
论待遇，我们拼不过。只能倒逼我们建好平台，提升科研环境。去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批准建设，这是目前国家组织尖端研究、集聚创新资源的三个基地之一。未来，他们将用一流的实验室和科学装置，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和科研产出，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对于这一点，作为一线材料科学家的孙东明也深表赞同。2012年，孙东明从日本名古屋大学回国，选择金属研究所，就是冲着大师来的。他口中的大师是中科院院士、炭材料科学家成会明。孙东明如愿加入到成会明团队所在的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先进炭材料研究部。去年11月，中科院金属所又正式获批组建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如今，正值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要时期，政府重点围绕建设先进材料和智能制造创新高地，给予了大力支持，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创新环境和投资环境。
孙东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去年，团队几十位成员与政府、企业投资人一起注资，为他们所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新材料建起了年产1000吨的生产线。我们拿着自己的成果甚至是自己的钱，做我们想做的事业，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又有什么理由离开呢！
但他也指出，这里的科研环境并非对所有科研人才都友好。加工制造是老工业基地非常重要的学科领域，也是它的强项，但这一领域的学术论文成果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并不占优势，导致那些科研人才不够‘优秀’。这对尊重这些人才，留住他们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科学报》 (2018-03-16 第1版 要闻)
